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虽则借古讽今，但内容皆有出处。内中《采薇》一篇，说的是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隐居首阳山，采薇为食，这实在是高风亮节。但下下人有上上智，奴婢阿金戏弄他们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们吃的薇菜，不也姓周吗？这奴婢似乎只是玩笑，但两位大贤却受了沉重一击，竟绝食而死。然而伯夷叔齐实在太过于较真，周天子只对土地有名义上的所有权，实际控制的土地却有限，其对天下的治理需要遵从法律制度的约束。

    据有的专家考证，周厉王想要扩建宫室，需要占用一个叫鬲从的人的地，但一时手头紧，拆迁款没有到位。这位鬲从先生便隔三差五去讨债，害得周厉王又是赌咒，又是发誓，还把事情经过铸在鼎上（看来鼎在过去还有当欠条用的功能）。鬲从先生哪来的胆敢和周厉王讨债呢？周朝是“以礼治国”的，礼就是制度规矩，贵为天子，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制，遵守诚信的美德。成王和弟弟玩游戏，用桐叶封弟弟为诸侯，周公马上就要求成王实打实得封给弟弟一块土地。所以周天子也不是随心所欲的，一言一行都得符合制度的要求。所以我们中华民族历来是讲规矩、重制度的一个民族。

    敢于向君主讨拆迁款的勇士，不独中国有，外国也有。据杨昌济先生《达化斋日记》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德国前皇维廉第一在位时，有离宫在坡疵坦地方。离宫之前有磨房，欲登高远览一切景色，为所障碍。德皇心厌之，传语磨房主人曰:“此房价值几何?汝自言之，可售之于我。 ”孰意磨房主人殊强项，应之曰:“我之房基，无价值可言。 ”德皇闻之，赫然怒，令人将磨房毁去。磨房主人袖手任其拆毁，从容曰:“为帝王者，或可为此事?然吾德国尚有法律在，此不平事，我必诉之法庭。”彼竟与德皇构讼。法庭依法判决德皇重将磨房建筑，并赔偿其失。德皇为法律屈，为人民屈，竟如法庭所判。”板仓先生讲的是留学德国的见闻，当时西方法治的发达可见一斑。德国普鲁士时代虽与我国周朝相去甚远，但在利益的诱惑和权利的重压之下，都能够遵从制度和法律。由此可见我国文明源远流长，毫不逊色于西方，总被贴上“人治”标签，似乎不太妥当。

    中国的史书惯用“春秋笔法”，不是皇帝昏庸，而是奸臣太坏。搞起强拆来，奸臣们似乎没有那么多顾忌了。天宝年间，杨贵妃一家子十分飞扬跋扈，穷奢极欲之余，以大盖豪华府邸为乐。可无论对于哪朝哪代的房地产业，好地段总是有限的，好地段被占光了怎么办？这对杨家来说实在不是问题，他们家看上哪个地方，哪里就搞强制拆迁，把人家家里拆得片瓦不剩，把人赶到大街上住，自己盖豪宅。后来的事就不用说了，安史“渔阳鼙鼓动地来”，贵妃只好“宛转蛾眉马前死”。杨家辛辛苦苦搜刮民脂民膏，盖成的奢华住宅，全都免费送给叛军了。

    北宋后期政治腐败，法纪败坏，不行六大奸臣当道，号称“六贼”，横行无道。领头的自然是蔡京蔡太师。蔡太师比唐朝的杨家更会搞强拆，他在京城搞了两处高档园林别墅，分别叫做东园和西园。西园强拆了数百户老百姓的房产，上千百姓流离失所，时人称之为“东园佳木如云，西园挥泪如雨”。而北宋也没能逃过灭亡的命运，蔡太师更是早早的落了个家破人亡的下场。

    但宋朝在前期还是很文明的，坚决维护法纪的名臣得到重用，权贵的不法行为受到打击。宋真宗咸平五年，京师权贵与市井小民竞相侵占街道，扩建住宅商铺，导致街道狭窄不堪，大臣谢德权负责依法整治。谢大人一上来就拿权贵们开刀，大拆违章建筑。权贵们总是能很方便见到皇上的，也是很能影响皇帝的态度的。他们跑到真宗那里去“闹访”，搞的真宗也没办法，只好下令停工。但谢大人有些油盐不进，他表示要坚持要依法办事，坚决拆——这也不排除他与真宗唱双簧的可能——终于把违建拆了个干净，谢大人也就青史留名了。

    无独有偶，包拯知开封府时也干过类似的事。汴梁多河，有河就有美景，于是豪门世族争相依傍河道建花园别墅。他们在里面开开“party”，吃着火锅唱着歌——现在叫宋词，多么欢畅的意境，多么高雅的情调。突然有一天有个大黑脸领着一帮大黑莽汉把他们的花园别墅连同诗词歌赋全拆干净了。这多么煞风景啊，这是破坏文化、破坏艺术啊。但这次没人敢跑到皇帝那里去闹。一则他们不占理，侵占河道，有碍防洪，一发大水不是闹着玩的。他们这种行为违反了宋朝的法律。二则主持拆迁的那个大黑脸不是别人，正是包拯，大宋司法公正的代言人啊，连皇帝都怕他，闹也没用。“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包拯依法严厉打击权贵们的违法侵占河道行为，维护了宋朝的法制。

    宋朝商品经济十分发达，侵占街道盖房的问题屡禁不止。城里人要改住宅为“门面房”，或租或自营，来些快钱好去“勾栏”耍子。乡下人要进城谋出路，到处是他们搭建的蜗居。而且不独开封，全国到处都出现了这种侵占街道的情况。于是聪明人出现了，较有代表性的是陕西转运使李谡，他的发明专利是“侵街钱”。顾名思义，“侵街钱”就是对违章建筑收的特殊地租，但大概也把流动摊贩们包括了进去。可这钱用到哪去了，不知道。宋朝群众也不好惹呀，他们编了顺口溜——也就是现在的段子——“宁逢黑杀，莫逢谡察”，搞得李大人连同另一位李大人李察一道成为了大名人，出门都要戴墨镜、围口罩。

    与此相同的是“侵河钱”，对侵占河道的建筑征收费用，钱是收了，河道没人管，大水老是发个不停。对于这个问题解决的较好的是苏轼。很多人总觉得诗写得好的人不能做官，比如李白。但苏轼是全才，不但是文坛诗书画“三栖”的超级巨星，而且很有政治才干。他在杭州为官时，境内盐桥、茅山两河需要疏浚。当时百姓纷纷在两河河道旁建造房屋，越过了宋英宗时所立的河道界碑，计有几千户之多。牵涉到上万人的生计，拆迁问题极为棘手。百姓们听说苏大人是个好官，同他商量：百姓后退，让出足够此次治理河道所需的面积，其余侵占部分交纳费用，用作治河的费用。苏轼答应了，他带领当地人民群策群力，终于治理好了两条河流。至今留存的西湖胜景“苏堤春晓”，便是当年东坡先生兴修水利的遗迹之一。李谡与苏轼的不同历史评价启示我们，面对拆迁问题，不能不照顾普通百姓的利益，考虑普通百姓的感受。

    “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关于这些和拆迁有关的小故事却给我们以多方面的启迪和教育。历史的经验证明，面对拆迁问题，依靠法制的力量加以妥善解决，是一种比较成熟和有效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