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我再次接到案件当事人张会玲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案件申请我院执行庭执行后，因村民组长不履行法院判决，她仍未享受到一名普通村民应当享受的待遇。但令她感到欣慰的是，执行法官过年时给她送去了1700元的执行救助金。

张会玲是我去年审理的一起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案件的当事人。

开庭那天，天空中下着毛毛细雨。

眼看着早已过了预定的8：30分了，可时审判庭中除了我和两名人民陪审员、书记员之外，原、被告双方一个当事人也没有见着。眼看一个小时过去了，因其中一名陪审员要参与其他案件的庭审，就建议依法按原告撤诉处理该案。我也有些着急了，但仍安慰陪审员再等一等吧。

话音刚落，只听到 “嘭”得一声门被推开了，两个头发直往下滴水的一男一女慌里慌张地问道：“是在这儿开庭吧？”

我询问了他们的身份后，得知那个三十多岁的女子是本案的原告张会玲，上年纪的老人是她的父亲。他们在回答我询问时，嘴里不停地解释着：“大早上起来，饭都没吃就往这儿赶，谁知道还是来晚了，真是对不起啊！”那女儿也解释着：“为了省几个钱，我们走着来的，可父亲身体不好，还非要来听听，他又走得太慢了，你看这事儿弄得。”

我让张会玲在原告席上落座后，她看到对面被告席空着，原来着急的心情很快就变成了失望的表情，好象有好多话却没有倾诉对象。

10：00整，我宣布开始开庭。

在法庭调查时，原告张会玲说：“我也不会说，也没钱请律师，请人帮我写的状子都交给法院了，你们看着判吧！”

因被告没有到庭参与诉讼，为了更详细地了解案情，我让原告随便讲讲案件的过程。虽然她讲得比较繁杂啰嗦，但我还是大致了解了情况：

2004年，张会玲出嫁到山西，但她的户口并没有随本人迁出河南洛阳。当年，因国家修建穿村而过的高速公路，部分村民的耕地被占取，村小组为此进行了土地调整。然而，在调整过程中，村小组长却没有给张会玲分取耕地，在当年年终进行村民收益分红时，张会玲也没有像其他村民一样享受到每名村民100元的分红款和800元的高速公路占地赔偿款。

当她向村民组长了解情况时，组长告诉她，因为她已出嫁，按村民小组的政策，不应再享受该村民组的村民待遇。当年进行换届选举的时候，村小组长也没有给她发选票。发不发选票对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张会玲来讲倒无所谓，但没有给她分土地，使她不能和别人一样分得分红、赔偿款使她感到很委屈！

接着，她找到了村民委员会，村里答复她，各小组的土地由小组成员自己分配，村民委员会无权处理，让她去找乡里，乡里答复自己管不着村小组。

由于丈夫外出打工挣的钱难以维持生计，两个年幼的孩子又经常生病，张会玲在山西没有土地，而洛阳这边有户口却被剥夺了土地承包权。8年来，无奈的张会玲只有拖着孩子一次次地在山西和洛阳之间奔波，实在回不来的时候，她就让年迈的父亲替去找村里、乡里打听消息。

张会玲非常不明白，国家自从1983年实行土地承包以来，自己就有土地，1998年自己也参加了土地延包，当时也签订了《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并经乡政府登记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截至2028年9月3日。可如今自己却连赖以生存的耕地都没有了。眼看着村里个别和自己情况相似的出嫁闺女，有的找了关系，就可以分得土地，年终也有分红，而自己却享受到这种普通村民应当得到的待遇，张会玲很无奈。

讲完了案件经过后，张会玲长长地舒了口气，说：“乡里领导也让我打官司，可我她害怕得罪村小组长后，人家更不会给我分地了。我们家也没权没势，实在是没办法了，才走到今天这一步？”

听着张会玲无奈的讲述，作为一名法官，我可以想象得到她生活的艰辛和维权路上的艰难。将近八年的时间，一个女人靠丈夫微薄的打工收入维持生计，不仅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还要照顾生病的父亲。土地，从她出生以来就被认为是她生存的坚实依靠，而今却被长期地剥夺了。

直到现在，只要想起张会玲的案件，我的脑海中就会出现一幅画面：一个农村妇女，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向一级级领导们不停地诉说着她的案件。

因张会玲诉村民小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一案案情较为简单，事实非常清楚，几天之后我就做出上判决，判令村民小组自2010年起给予张会玲正常村民待遇，即土地承包权及分红款。

后来，张会玲给我打过电话，说是判决书给村小组长、村委会和乡里都送达了，可村小组长以张会玲的名字不在前任留给他的小组成员名单内，村民小组大会也不同意给她分地分钱。法院执行人员也去了多次，案件都执行不下去，年前，法院的法官看她生活困难，给她救助了1700元，她表示感谢。

前两天，她再次给我打电话，在告诉案件进展的同时，还问我，她怎样才能和其他村民一样享受她应该享有的待遇？她今年接受了法院对她的救助，那么明年、后年怎么办，她不能老是接受法院的救助。

面对张会玲的问题，我不知如何做答……